和我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对大学“指标”的描述。我不否认，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定量指标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把这种指标看成是什么衡量大学水平的绝对标准，忘记了国家、甚至世界在前进道路上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与真正建成一流大学南辕北撤。我始终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他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经济、科技、文化强国，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我们面临大量我们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13亿人口、8亿农民（或“三农问题”）、地区差别、发展与资源矛盾、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同时，还要处理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把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之发扬光大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前人从未解决过的，是现有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因而无从借鉴的，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从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从政治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上，从文化的多元包容和继承出新上，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不仅在思想、理论、观念和体制上，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上的创新。我们中国人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并将给世界以重大影响。大学在这里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

说到“大学引领社会”，有人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要大学来承担是“超权”。所谓“引领”，当然不是政治领导。大学的引领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是未来社会的领袖人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其次，大学应当提出领导时代潮流的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助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重大问题，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第三，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发明，能促使科技、经济发生重要变革，能引导、开拓科学走向崭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是为下一代人的，大学不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是“一流”？

正因为这样，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这就是我们从本书学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道理。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需要在确定校长的使命和职责，在遴选校长中真正贯彻实施。对于争取成为一流大学的校长则需要自觉，尽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是大学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