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乐

“西方文明似乎更具有普适性，而东方的文化更注重个人的内省与反思……”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同样的反例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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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光华楼204教室，哲学系副教授丁耘的“《理想国》导读”课程正在进行。全班50名学生分为两组，在两名助教的带领下展开讨论，丁耘老师则不断记录着学生们的观点，并适时地加以引导。乍一看，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哲学家研究生的讨论班。但记者发现，台下清一色坐着的，都是本科一年级同学。他们来自各个不同院系，有些还是数学系和生命科学系的理科学生。

“这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我们现在所上的‘《理想国》导读’属于‘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大类。”课堂里的学生告诉记者。

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日趋升温，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纷纷推广通识教育。作为走在“通识教育”改革探索前列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于2005年成立了复旦学院——所有本科一年级新生不分专业，在复旦学院学习一年，至大二时才转入本专业。

如今，第一届复旦学院的学生已经走到毕业季节，“通识教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烙印？国内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又遭遇了哪些问题呢？

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

早在2005年以前，复旦大学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方面，就充分反映出学校希望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开出了六大类的核心课程，倡导原典精读，每个大一新生必须在这些门类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记者在复旦大学2008至200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上看到，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说文解字》与汉字源流、老子导读、共产党宣言导读等课程赫然在目。

这样的课程极大地开阔了本科生的视野，复旦管理学院2006级学生宋里琛告诉记者，一年级在复旦学院，不同专业的同学住在一起，课堂上研读从未读过的经典著作，还要撰写阅读原典的读书报告，那时候逼着自己读了论语、孟子等原典，这种杂交的思想让他现在学习管理学的思路也更加全面。

复旦管理学院张青教授对通识教育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指导过两名本科生，参与自己的企业项目课题，他发现，学生的专业知识不深厚，“稍有难度的相关行业知识，就把他们给难住了。”

在张青教授看来，整个市场目前处于细分的状态，急需各类专门领域的人才。如果学生抱着“万金油”心态进入市场，就会大大削弱竞争力。“什么都懂，什么都懂一点点，最后等于什么都没整明白。”

张青教授表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非绝对对立，专业教育中完全可以纳入通识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眼界，“但专业教育仍旧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基础扎实、视野广阔、对某一行业具备专业眼光与扎实积累的毕业生。”

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参与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计。他认为，本科阶段实行“通识教育”并不是说大学就不再培养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专门人才了，而是希望这些专业人才能具备“贵族气质”。

“我们的大学不应该仅仅培养职业人才，而是应该将其培养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与领袖精神的出类拔萃的人才，使其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问题”。王德峰教授表示。

但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却认为，“通识”与“专业”的关系一直是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到底该“通”到什么程度，到底该“专”到什么程度。

理科生的“通识”遭遇难题？

江晓华（化名）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已经完成了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6个学分。记者注意到，他所选修的3门课程分别属于“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三大门类，明显“理科气”更重一些。为什么没有选其他门类的课程？“不敢选，怕被关掉。”江晓华这样告诉记者。

同为理科院系学生的江敏（化名）向记者坦言，虽然自己已经修完了学校对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规定动作”，但仍希望再多选修几门这样的通识课程。无奈大二后已逐步进入专业学习，大量的习题与实验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