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大学生数学这么差，这还算大学生吗？答案是现在社会不需要每个人都全像爱因斯坦、都变成杨振宁。美国学生有动手能力，全方位思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能力很强，这一点是他们从中学就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不循规蹈矩，不相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善于提问。笔者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在飞机上和毕业于美国北卡大学历史系、常来广东指导家具生产的美国人若斯·柴尔德里斯（Russ Childress）先生聊到中国的教育。他说，他的一位曾在北京某大学教过物理的美国朋友这样比较中美学生：当老师讲二加二等于四时，美国学生甲说“我不相信它”，乙请老师证明它，丙问为啥二加二不等于五，而中国学生则记住了“二加二等于四”这一公式。
 
美国人没有名校情结，他们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学校，家长会顺其自然。笔者的导师曾参加过他美国导师的儿子的婚礼，回来后在电话中说：“我感慨万千，他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他太太是物理学博士，但他们的儿子大学都没有毕业，退学了，在沃尔玛工作。但从约克夫妇眼里一点也看不出对儿子的失望，他们为儿子高兴，因为儿子生活得很幸福。”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幸福快乐地生活，即使没有去名校念书，即使大学没有毕业也没多大关系。
 
同样，美国的大学生把对社会作贡献作为人生目标之一。尽管我们看到他们数学成绩普遍较差，分析能力也不太强，但他们中学、大学学到了一种社会的责任感。首先是做人，做人是根本，知识是次要的。美国大学录取新生不仅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和像SAT、ACT 这样的英文、数学水平测试，还要看他们课外大量阅读或独立研究的有关信息，他们在艺术、音乐或体育等方面的爱好及成就，他们如何为社区献出时间无偿服务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否具有领导才能和团队精神，越是好学校越看重这些综合素质。美国各校招生没有“一刀切”的情况，它们没有规定SAT或ACT最低分要求，因为它们不仅要看学生的考试分数，还要看他们的道德品质，还从他们提交的天马行空、五花八门的作文中捕捉他们的心灵和社会责任感。这一点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名校。所以在美国，尽管一般大学生数学不太好，但是它注重培养有健全人格的人，会学以致用的人，因而对社会既作贡献又有快乐人生的人。

文理应互通

国内教育界有识之士早已呼吁理工科大学生加强人文训练，这好理解，至少好的文笔让他们的学术论文增辉，吸引更多读者，岂不令人快哉？笔者当年在中国的理工科大学生中属于比较喜欢文科的。
 
笔者本人非常反对国内高中文理分科。从自己的经历而言，形象思维的培养对逻辑思维的提高极有帮助。教育专家杨叔子院士倡导的“绿色教育”理念之一，就是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结合起来。2007年5月，笔者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访问一个月，曾与南开大学学经济的三年级学生在山顶上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给笔者发来电子信，说跟笔者“聊了一小时，胜读十年书”。他发现在很多关于人文学科的讨论中，笔者都能给他一些有启发的见解。
 
另一方面，曾有人问到，文科大学生有必要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吗？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就像形象思维帮助理科类的学生能写出文笔通畅的学术论文一样，逻辑思维提高文科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比如记者有时要写关于理工科方面的文章，如果他们没有一定的数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写不好这些文章的。美国记者格莱克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混沌：一门新学科》和90年代出版的《天才：费恩曼的一生和科学生涯》都是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他是文科出身，但如果没有理科的熏陶和对科学的一往情深，怎能写出如此激动人心的畅销书来？
 
编后：丁玖，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至今。现为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他前后经历过中美两个国家的教育，在文中，他尝试客观对比中美高等教育的具体情况，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