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耘认为，对于诸如中文、历史、哲学、新闻等文科和其他社会科学院系的学生，其本身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他们必须有更宽的知识面与更完善的知识结构，通识教育对这部分学生是最有效用的。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不少理科院系对“通识教育”始终很“不感冒”。对于诸如数学、物理、生物等一进入大学，就需要立即介入专业学习、尽早接受严格专业训练的院系学生，有些教师甚至不客气地表示，大一一年的“通识教育”会耽误他们的专业学习，“因为通识教育的存在，四年的专业训练被压缩到了三年。”

杨东平认为，“如何找到一条适合理科生‘通识教育’的路径，值得我们探索。”

“原典精读”挑战教师授课

据一位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任课老师向记者介绍，通识教育课程的要求比原先的综合类课程更高。每门核心课程规定每学期必须进行两次小班讨论，并且配备助教，参与讨论课的学生数量不得超过25名，在讨论前必须提交报告。学生的课堂表现将被计入学期总分。“对任课教师来说，通识教育类课程有一套必须保证的教学形式。”

现在经济学院读大二的张鹏（化名）对记者说，除了课堂形式上有了较大改变外，课程的实质性内容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原本的综合类课程更偏重于‘概论’，而通识类课程则偏重于原著与原典的精读。但有没有读、读的效果如何，只有学生自己心里明白。有时提交读书报告与讨论报告，纯粹就是形式上的‘对付’。”张鹏表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究竟对自己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

无独有偶——据了解，某些开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任课老师，在谈起“通识教育”时也很困惑，对通识教育“一知半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通识教育，一时讲不清楚，所以课也很难上”。

不少教育界专家认为，大学提出“通识教育”的理念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最终在课程体系上“落地”，还有很多实际问题。诸如，学校的教育资源能否与之匹配？“换言之，目前的国内高校是否已经具备了实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与土壤了呢？”

如何把“通识教育”进行到底？

“2005年以后进入复旦学院学习的学生，与之前没有实行‘通识教育’的学生相比，究竟会有哪些不同？”面对记者的采访，王德峰教授表示，“通识教育”的成效也许很难在短时间内计量，“对个人的具体影响，可能会在很长远的时间后体现出来”。

思嘉(化名)是从美国巴德大学（文理学院）毕业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据她介绍，在巴德念书的第一年里，学生被规定要读完25本书，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笛卡尔，弗洛伊德……“当年的那段日子非常苦，但现在回头看却非常值得，虽然我现在从事的是金融行业，但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思维能力非常自信。”嘉思说。

“大学的功能除了创新以外，还有传承，而且通识教育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今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通识教育论坛”上，香港大学教授甘阳认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他认为，通识教育主要就是承担传承功能，保证千百年来的文明不断裂、且亘古常新。

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教授称，现在大学生读书时，对于民族的优秀书籍不可能再进行一字一词地推敲，而是像“吃快餐”一样，更不用说一辈子精读几本精品书了，学生也因此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批判的精神，缺乏独立提出自己见解的精神。“实行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接受采访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通识教育给国内大学本科教育带来了深刻改革。但是如何把通识教育进行到底，使之成为完善的大学本科教育体系，还需要大学管理者和师生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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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按学科大类招生

元培计划是北京大学2001年启动的本科教育和教学改革计划，元培计划最重要的举措便是举办元培计划实验班，元培计划实验班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低年级主要进行通识教育，根据自己的志趣于第二学期末提出专业选择意向，在第三学期末最后确定专业。